有行走就有文字

By 肖长春 2015-10-22

马蜂窝旅行家专栏出品| 已有12003人阅读

年轻时在什么杂志看到短文：一个人不带氧气爬上珠峰，风雪中什么都没见，下来了。攀登者本人写的，他叫梅斯纳，意大利人。后来他以同样方式爬遍地球所有八千米以上的山峰。

虽是翻译文章，能觉出那种语感：像高山缺氧舌头收缩、言语不灵那种，好像人在性命攸关时冷漠了。我随手抄在本子里。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的文字——其大名在国际探险界却如雷贯耳。

我有些故事当时不写。等老了，走不动了，会反观还年轻时的我自己，像一只小虫在山河之间……那时个人经历荒芜一片，漫无梳理，有点不安，在我懵懂的青春年代。

抄有梅斯纳文字的本子再也找不着了。我想即使给我梅斯纳本人一本书（不知有否），也不能换取那篇手抄，那是一种震撼。梅斯纳的大胡子粘着雪粒，他在高山强风里的喘，落在我汉字手写的笔画里。

我丢了他的文字。

我喜欢海明威的所有短篇、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那些，都不抵梅斯纳千把字手抄给我带来多年的影响。1993年我已徒步10年，开始写《走长城》，比预想早两年。我累了，那一段生命的沉寂像山河的远，我家窗外是西山……

初稿是普通400百页稿纸，再稿是“A3”那么大的600页稿纸。我家东西朝向的板楼不通风，夏天没空调。我在七十年代的“一头沉”上汗流浃背，一抬肘就粘起稿纸，我看清山河每一条褶皱，每一道隆起。

95年重又上路，我的文字也走着……梅斯纳那种语感不是珠峰的旗云，是冬天白哈气在我身后飘着。

为了录入书稿买了电脑。我依打字员的专业指法狂练。周末带键盘到西山，盘坐在晒热的大秦铁路枕木，腿上横摊键盘，一块红布蒙头盲打。那时凤凰岭尚未开发为旅游区，身边艾蒿掠过蔚蓝的风，草籽迸溅，一根键盘连线搭在锈蚀的铁道，与远方接轨，大地的节奏写进我的书里。

96年走澜沧江在红土峡谷，心里检视《走长城》，第三稿时我已能默诵不少段落，感觉不是我说，语言本身在说——语言转身时，大地的模样显现。这一年《走长城》定稿，它由我的针式打字机极慢却源源不断地打出，打好几天才完，那种连张的打字纸像一条路铺了一地。

出版是97年。关于这本书唯一一次电视访谈是在朋友家堆满古董的客厅，大伙说了捧场的话，也许就是那次以后，梅斯纳的语感离开了我。我的写作不加节制。

眼下这书就剩一本了在我书架上。它像有生命一样活着——书是不会死的，你拿起它，它就说。它是被凝固的生命，一旦写成就不能更改，语言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走。事实上在我没写它时，空气中有无数可能——语言的可能性。正如行为被历史固定，不像当时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就不说出书后的反响了吧——没多少人知道它。

98年我出墨脱赶上路断不通车，在遍布塌方和滚石的318国道徒步四天到达鲁郎河兵站时，我已走废。

一幢二层灰色砖楼，五十年代那种两面坡的白铁皮屋顶，背靠云雾山林。肉身已消失，感觉不到两腿的存在，脚麻木了，只有那一路的嘀嘀咕咕持续着。窗外有青草和车辙的空场，大道和树林后鲁郎河尽收眼底，面对暮色，在美景中度过一个晚上，是苦行100里后给我的奖赏。明天我将走在醉人的风景里。听说前边再走11公里到林场就有车了。

没有电，必须在天黑以前洗漱完毕、上完厕所。我身上发冷，脚疼得难以沾地。我像年迈的老人扶着墙壁下楼，一点一点地挪过楼后身灰砖墙角，东侧一排平房，房前有长条的水泥池子，一溜水龙头。我拧开，用冰凉的水刷牙，颤颤巍巍地站在浓重的暮色中往地上撒尿，之后扶着墙往回走。这座五六十年代建起的兵站灰砖墙壁上印出我弯曲的身影，由于冷和脚疼嘶嘶哈哈地喘息。我已失魂落魄，我已走瘦了自己，我已棱角分明，我已熬炼得成精，我已凸现于人世，我已难于与人为伍，我已独得不行，我的影子已带有强烈的酸性，我将把自己的影子深深地蚀刻在大地。

那晚我的影子印在灰砖墙壁上，我不知道是肖长春呢还是非肖长春？整个鲁郎兵站似乎只有我一个住。我打着手电挪上楼梯，走过空空的楼道，回到属于自己的房间。我开始在黑暗中剧烈地颤抖——打起摆子。冷，冷得要命。想起出墨脱后就停止了每天吃青蒿素，是不是发了疟疾？心中恐惧，我哆哆嗦嗦掏出个小塑料瓶，是一种法国特效疟疾药。我摸黑吞下，把两条被子都集中到身上，我在被窝里不住地颤抖、喘，牙齿碰响牙齿像是夜间活动的老鼠。

有天我喝高了，觉得自己就是丢失的梅斯纳那篇手抄，面对镜中那个红头涨脸的家伙我问：“你是谁？是肖长春么？你见远不见高地走了那么多，还走哪儿？有完没有？”

我就是有梅斯纳文字的抄本吗？被找到了吗？那谁是灵魂？

到现在那本书出版很多年了。我已远离文人——我不属于他们。也许自己属于梅斯纳那种孤独。梅斯纳的文字我丢了。

作为一生闷走的人，我相信语言。大地、生活，这使我心存感激，我沉默的行走将使山河开口，好比一本大书，我就是夹在书页中的一只小虫，你掀开时将发现故事的高潮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