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寡妇的活法

我与瑞拉相识于2009年8月，前后只有三面之交。我俩之间没有相通的语言，没有相同的志趣，也没有共同的信仰，甚至我们各自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她对我的一切一无所知。

我们之间唯一相同的都是女人，这也是我们相识的缘由。

瑞拉，与千千万万因阿富汗战争失去了丈夫的寡妇们，有着相同的命运。她的丈夫2001年死于塔利班的爆炸中，留下了三个孩子。

然而，不论战争多么惨烈，现实多么混乱，老人和孩子的吃喝拉撒睡，一样都不能少，没有人不想继续活着。

瑞拉的生活又会怎样？

★学烤馕为救命

瑞拉从没上过学，自从2001年失去丈夫后，40岁的瑞拉必须尽快承担起公公婆婆、父亲母亲以及三个孩子的全部重担。但是，靠什么技能赚钱养家糊口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2002年，当她听说联合国世界粮食组织（WFP）为帮助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能够自食其力地生存，在喀布尔建立了24家烤馕店，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烤馕培训。

“馕”是阿富汗人一日三餐离不了的主食，烤馕是个力气活，都是男人们干的事。

阿富汗20多年的战乱，保守说，至少有100多万妇女失去了丈夫。同时，在发起这项救助活动之前，世界粮食组织对当时喀布尔160万居民的食品需求做了一项全面的调查，以确保“寡妇烤馕店”提供馕的售价，只有市场零售价的12％，为的是让穷人都能吃上饭。

要实施建立“寡妇烤馕店”的计划，前期需要700名寡妇自愿报名参加培训，尽管这一数字，与现实的寡妇相差甚远，即便如此，却很少有像瑞拉这么快报名参加培训的。

她们最大的阻碍来自公公婆婆。

按照当地传统规矩，寡妇并非需要自谋出路，她们可以再婚，婚后，就能靠男人养活一家老小。前提是首先嫁给亡夫的兄弟，其次是堂兄弟。具有经济能力的兄弟、堂兄弟要责无旁贷地将丧偶的嫂子或弟媳，连同她的孩子接到家里，否则将受到族人的鄙视，在家庭内和社会上也难以立足。

可是，一旦真正改嫁给丈夫兄弟的寡妇，照样深受歧视。特别是在外人眼里，这种被兄弟们共同拥有的女人，如同吃剩饭般不招人待见。因此，那些谋求自立的寡妇，一边渴望有一份自谋出路的机会，一边还要对付公婆的家规。

在阿富汗，每家“家规”几乎都有相同之处，女人不能外出工作，那都是男人们该干的事，女人的职责：生儿育女，赡养老人，做饭洗涮，料理家务。总之，女人是自家“财产”，决不对外。

而没有再嫁的寡妇，既要养家，又要遭受公婆的“监管”。这就使得她们比其他女人活得更加艰难。

听说为招募这700个寡妇学烤馕，人们费劲了心机。有的寡妇只偷学了一天，就被公婆锁进家中，不许出门。还有的正在学习期间，直接被公公婆婆用棍子像赶羊一样赶回了家。

2003年2月，当我第一次走进阿富汗，听说喀布尔有24家“寡妇烤馕店”，我决定去看看。

我原以为烤馕店会建在路边显眼地段，谁知，我却在一个很深的巷道里，跟着向导绕来绕去，脚下一片泥泞，最后还是被一群孩子们嬉笑着引路，总算找到了烤馕店。

烤馕店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小院里，进屋一水的女人，男人止步。

烤炉边上站着两个主力，她们每人手持一把一米多长的铲子，站在烤炉前，全神贯注地为炉子里的馕不时地翻着面。

每个烤馕店至少能安置15个人，她们每人每天可以得到3美元的劳动报酬，而她们烤的馕，卖给那些持有“购粮本”的附近居民，“购粮本”是按人口分配，每天每户的粮食是有一定限额的。这里的花费仅是街上烤馕店的十分之一，持“购粮本”的居民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家庭。

每人每天可以购买3个低价馕，只需花费两块阿富汗尼。当时，尽管瑞拉也是“寡妇烤馕店”的其中一员，但我们并不相识。

★瑞拉的烤馕店

2009年8月初，阿富汗大选前夕，混乱的喀布尔到处爆炸不断。当朋友瓦黑德把我带到喀布尔郊区，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时，让我突然有一种逃离爆炸的清静感。

我像一个不速之客，“躲”进了瑞拉家，发现这个小院干净整洁，与外面浑浊的气氛如同两个世界。

这里很舒适，因为能让我真切地身心放松。

可是，初次与瑞拉相见，她对我非常戒备，眼神散发着警觉的目光，生疏得不敢对视，我主动跟她握手，可她有意疏远的肢体动作，令我有些尴尬。

我俩不对等的心智和情绪，有些错位。

很显然，她对陌生人有一种无形的抗拒。

当天与她聊了一会儿，在确认第二天可以来拍摄之后，我离开这个小院时，深呼了一口气，顿时轻松很多。

第二天，待我再出现在她家门前时，她像变了一个人，如同老朋友般地给了我一副灿烂的笑容。

接下来在看她烤馕的5个多小时里，我始终与她步调一致地站在阳光下烤着自己。她在炉子旁烤，我在太阳下烤，她几次让我躲避阳光，我都坚持陪着她，于是，她接纳了我，眼睛充满了友善，我非常知足，再后来她执意留我吃饭，我被感动了。

瑞拉穿着一身黑衣，头上裹了布，因为烤馕离炉子很近，气温特别高，加上外面正值大中午，阳光直射烤炉，站在旁边气温能到40度，而且也容易烧伤。她对烤馕的一整套活儿干得非常娴熟。从始到终，没有唠唠叨叨，没有温情面容，没有劳累叹气，像一部机器，一步步顺理成章地操作着。

瑞拉自从2005年离开“寡妇烤馕店”之后，大儿子帮她在院子里砌了一个烤馕的炉子。从此，开始了她自己的“烤馕店”。

村民为了支持她，把每天烤馕的生面发好，送到她家，由她代烤，她只收取不到外面烤馕店一半的价钱。

2009年，街上烤馕店，每个烤馕8块阿富汗尼，而瑞拉只收3块5。这样的合作方式，对村民和瑞拉，两全其美。

这些年，不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瑞拉都会在天不亮起床，烧火、劈柴、揉面、烤馕。

不过，在拍摄的过程中，她一直处于紧张的神情。

当拍完她做馕的全部过程之后，她请我吃了午饭。午饭的菜是她女儿做的，馕是最新出炉的，那叫一个香！

之后，她穿上“波尔卡”，打算去街上药店给婆婆买药。

我随着她出了门，一阵风过后，她的“波尔卡”下摆被风吹得有些飘逸感，蓝色身影，很快消失在风沙中，与街上任意一个当地女人不无两样。

几年来，瑞拉就是靠着每天做几十个馕，维持全家的生活，但她把生活调理得井井有条，这些都源自她的勤劳。

瑞拉自丈夫去世后，始终没再嫁人。关于真正的原因，我不得知。她比其他女人生活更艰辛，也更有自信。

没有眼泪，没有呻吟，没有哀怨，没有放弃，只有坚毅和刚强。这也是我对瑞拉的印象。

★“再也干不动了”

2013年9月，与瑞拉分别四年后，我再一次来到瑞拉家，就在我推开那扇熟悉的大门，与她再次相见的那一刻，多少有些吃惊。

当年强悍女人的身板和那股豪气的精气神消失了，眼前的瑞拉，暗黄又憔悴的脸色，像被霜打的茄子，蔫了。

不过，在我们重逢拥抱时，还是能感觉到她身体留存的一股力量。

在我们从院子大门往屋里走的短短几米距离，我发现瑞拉的行动趋于举步维艰的状态，心里升起一阵怜惜之情。

究竟发生了什么？仅仅分别四年，一头壮牛变成了一只绵羊。

我们进屋后坐下，她告诉我，一年前得了脑瘤。

一阵默默无语，我们陷入了一种僵局中，似乎时空都凝固了一小会儿，静得有些不自然。

此时，瑞拉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耷拉着看着地面，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没有什么比听到这个消息更让我无从开口……

“有安拉保佑我，还能见到你，真高兴，我的中国朋友。”

没等我开口，她又说：“我已经做了手术。”

之后，她让小儿子拿出一堆CT片子，对着外面的光线让我看一张张圆形的脑袋，我看不懂，但知道片子里一定显示的是她长的瘤子。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瑞拉给我看了她头上留下的刀疤，像被狗啃了一口，凹凸不平，形状扭曲。

“我的天呀，做的是开颅手术？”我看着她脑袋上的刀疤，顿时惊了。

这种手术即便在中国或发达国家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她居然敢在阿富汗开瓢？

“我每天头很疼，吃止疼药也不管用，真是生不如死。”

糟糕的是瑞拉说：“我以为把瘤子拿掉，头就不会再疼了，可是没多久，又开始头疼了。”

瑞拉的脑瘤手术后不到10个月又复发了。

“烤馕怎么办？”我问她。

她指了指院子里，当年大儿子盘的烤馕炉，已经不复存在了。

“再也干不动了。”她有气无力地说。

我走出去，看了看这个大约上百平米的院子，那个我最熟悉的角落，如今盖了一间简易厕所。看着这些，满腹伤感。

面对她的憔悴和无奈，我没有更生动的词汇去安慰她，只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留下一点钱，原本想继续拍摄她近期的生活，但实在不忍过多打扰，只好告辞。

我能做的只是默默地祝福她早日安康！

瑞拉的大半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无非例行一个母亲的职责，为孩子，为这个家付出了极大的艰辛。仅此而已。但事实上，在阿富汗这个女人没有地位的国度，一个女人用她的全部所能，支撑了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庭，生活弄得井井有条，而自己却拼尽了身体的全部，这就是一个平凡母亲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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