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好好生活吧！”

火车跨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新义州火车站，很快就有两个身穿制服的人上车检查。年纪大的态度僵硬，年纪轻的能说一口丹东话。我注意到，两人的黑色提包都是万宝龙牌，看上去并非假货。

站台上有两辆小推车，写着“免税品”，卖的却是朝鲜产的白酒和香烟。女服务员姓全，说自己去过上海。我问她去上海做什么，她突然警觉起来，不再回答。

火车离开新义州车站后，窗外开始出现大片农田。黢黑的农民如芝麻粒一般，撒满田间地头。这里没有机械化，一切全靠人力。时光仿佛悄悄退去，又回到亘古不变的农业时代。田埂上挂着红色标语：“只有自力更生才能生存”、“金日成和金正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去餐车小坐，没想到里面几乎满座，只能与朝鲜人拼桌。我点了大同江啤酒和烤牛肉套餐，只要60多块钱。穿着红色制服的服务员，很快将数碟小菜铺陈开来，其中牡丹虾刺身尤其甘甜。

“好吃吗？”和我拼桌的朝鲜男人会说中文。

他四五十岁的样子，戴着金边眼镜，头顶微秃。身边还坐着一个年纪相仿的朝鲜女人，化着妆，商务打扮。

“好吃，”我回答，“可惜朝鲜海鲜遭到禁运了吧？”

男人点点头，并且告诉我，他和旁边的女人在大连和丹东做生意。

“什么生意？”我问。

“什么都做。”

他接着解释说，在制裁之下，凡是能赚到钱的生意，他现在都会做。

“以前做过海鲜、煤炭，现在都不行了。”男人又说。

我知道，煤炭是朝鲜外汇的主要来源，如今也遭到禁运。

“朝鲜的煤矿，有不少是中国人投资的，”男人说，“现在，你们比我们急。”

“面包会有的。”我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男人说。

我一边吃喝，一边与朝鲜男人闲聊。他已经喝了三瓶啤酒，旁边的女人也陪他一起喝。

“你猜我们什么关系？”男人指着身边的女人问我。

“朋友？”

两人对视一眼，意味深长地笑起来。

我其实想说情人关系，但没说出口。

临别前，男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好好生活吧！”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两位漂亮的朝鲜女导游，身材高挑，露出比例完美的小腿。一个姓韩，一个姓金，自称小韩和小金。她们的中文说得毫无口音，言谈举止也相当亲切。不过，我还是不免感到，在这种亲切包裹之下的冰冷感。她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即便问她们什么，也只能得到表面化的回答。

有一天下午，我们一行人去大同江荡舟，每三四个人一条小船。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只剩下我和小韩导游两人，被分到一条船上。正值初夏，江风阵阵。黎明大街上的高楼大厦，大同江畔的主体思想塔，有一种淡淡的超现实感。在那一小时里，我们成了自由人——没有监视，没有告密。

小韩导游说，现在每个单位都有创汇指标。她弟弟本是画家协会那种地方的闲职人员，如今也要想办法把朝鲜艺术家的作品卖出去。可是会邀请朝鲜艺术家参展的，只有少数中国地方一级的博览会。能几百块钱卖出一幅画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问小韩，她是在哪里学习的中文，她说就是在平壤。她只去过一次丹东，一次沈阳。第一次去丹东时，她觉得那座城市太大了。她不久就迷了路，找不到住的酒店，站在路边突然觉得怕极了。去沈阳那次，她买了很多一直想要的东西：Ecco的鞋子、Dior的香水。

听她这么说，我抽了抽鼻子。

她笑了：“我今天喷的就是Dior的香水。”

我没想到，朝鲜年轻人其实有那么多微妙的情绪，那么多憧憬和希望。对外面的世界既充满恐惧，又满怀向往。

晚餐时，我们去了大同江上的一艘游轮餐厅。这里有乐队演出，也有陪酒的女人。来吃饭的是朝鲜所谓的“新富阶层“。近年来，朝鲜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这些人依靠体制的便利，迅速积累了财富。现在，他们希望解除制裁，向更广阔的世界寻求商机。

观察周围的朝鲜人，我不难感受到洋溢其间的商业冲动。尽管尚被钳制，却已暗潮涌动。每个人都想利用各种机会，做点生意，赚点外汇——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就连那些陪酒的女孩也是如此：一旦她们换上更为时尚的妆容，一定会身价倍增。

晚上，我们与旅行社的经理同志在高丽酒店顶层的旋转餐厅喝酒。平壤已经沉睡，在一片黑暗中，只有主体思想塔依旧亮着，如同茫茫大海上的一座灯塔。

同行的一位团友从国内带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看得出，这位团友只是想浅酌一下。谁知，经理同志倒了大半杯，一仰而尽。他借着向大家敬酒的机会，碰杯必干。在这里，洋酒不仅是紧俏货，而且就像二十年前的中国一样，被赋予了一种额外的光环。一瓶威士忌很快就被干完了。

有人叫经理：“同志。”

“不喜欢叫同志，太严肃了，”经理有点微醺地反抗，“叫先生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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