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春节：迁徙只为团圆

从紫光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北京的天色正在悄悄变暗，一撮儿红晕挂在西边大楼的半腰上，由玻璃反射到眼前。

“现在是不是又想回家过年了？”

“对，是有那么一点了。”

《四个春天》的电影票是早早就预订下来的，在纪录片朴实的叙事里我又再一次体会到了都市里不常有的“年”。印象最深的是春天里一人缝衣、一人歌唱，傍水的入乡小道年年的烟火都绚丽缤纷，年年的团聚都如约而至。汉族人总是要过上两个新年才能接受日历的改变，在春节过完后才会开始正式期盼春天。从殷商的年头岁尾祭祖，到先秦时天象、立法与“年”时观念的形成，再经汉魏引入“爆竹除岁”，唐宋开始“立门神、挂年画、贴春联”，汉族人将春节发展成一大盛事。腊月初八腊祭到正月十五元宵，前前后后一个月，大事小事都沾上热闹，家家户户都图个喜庆。

电影的代入感让我打开手机看了看从北京回成都的机票，腊月二十九，票价1700元。人总是要回家的，卷入这场人流的迁徙是必经之路。后来一张去石家庄的慢车票终于被我捡了个漏，中午从北京东站出发，小巷里已经挤满了背着包、推着箱子的归家旅客。人头攒动，乌泱泱地包围着一扇小小的进站安检入口门，维持秩序的大叔踮着脚尖高喊：“别挤，别挤！我们保证现场的每一位都能上得去车的！”在寒风中等待了三十分钟，一直被簇拥着向前，冷确实不冷，不过等上了车躺下，我感到耗尽了体力。绿皮火车晃晃荡荡了五个小时后抵达石家庄，我又从高铁站辗转至正定机场，飞机落地成都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三点，再换上回家的大巴车，我终于在早上七点站到了家的门前。

如今在都市里过节显得束手束脚，小城的店铺大多都张贴起“初七营业”的告示，禁止烟火的贴士也挂上了小区的院门，腊月三十这天的路便更显得冷冷清清了。在家吃团年饭已经许久都没出现过，今年倒是赶了个巧，一大家子聚得特别齐，外公外婆的大圆桌边又坐满了人。外公外婆本是江浙人，旅居过黑龙江，又随着建设的大队伍奔赴四川，傍着汉旺镇的山建厂，后来因为地震又迁到了我们住的城市。

（小镇后的山峦）

提起汉旺镇的“年”，一个烧水的茶炉，一间伫立在山顶的寺庙和广场上的琉璃烟火构成了我对春节最丰满的图像。嗞噜嗞噜的茶壶下放上几个土豆和红薯，用着炭火的余温炙烤，不出一会儿红薯和土豆的香气便充溢了整个屋子。红薯比土豆耗时更久，约莫着需要40分钟才能软糯，争抢第一个出炉的烤红薯便是几个孩子的新年游戏。

（准备中的年夜饭）

“年食”是团圆的象征，茶炉里的味道是我童年关于“年”的开始。与传统秦淮以北吃“炖肉和饺子”，秦淮以南食“汤圆和年糕”不同，一次次的辗转迁徙，让外公外婆的“年夜饭”桌上融合了江浙的“味”，北方的“形”，以及川式的“拌”。辣油、香醋、葱花、蒜酱凉拌出折耳根、黄瓜开胃，葱香大虾、白斩鸡、酱卤鸭、烟熏鱼、卤牛肉、糖醋排骨、烧白和八宝饭为主菜，往往再添上一个汤锅，豌豆尖儿、白豆腐、莴笋、年糕、蛋饺被浸煮其中。因为杯子不够用，烫好的豆奶只有盛在碗里，在忙碌了一整天后围坐在一起，“干”一碗豆奶，道一声“新年快乐”。

（城镇里唯一允许燃放烟火的小广场）

爆竹声中一岁除，登高远望是新年开端再合适不过的出行由头。“登高祈福，抱财回家”，川地的小镇里，晨露刚凝时就会有成群结队的人奔向山脚，取一个谐音上山拾取两三个柴火。向西远眺，由越过房顶的1700米的山峰到终年积雪的4969米的九顶山，层峦叠嶂，错落有致地绘成画卷。若不是地震的缘故，云悟寺是我们最好的目的地。

（雪中的云悟寺）

（登山的脚印）

小雨随着海拔升高逐渐演化成飘雪，云雾缭绕在山间石路，企及山腰时眼前慢慢就会落下一丝积雪。前往上寺的石阶湿滑，落了雪的路留下一串脚印，外公身体健朗，记忆中，也只与我们拄着拐杖同行过一次。与平武一山之隔，位于山巅的云悟寺香火算不上旺盛，红色的墙皲裂出一条条缝，被雪覆盖后显得尤为宁静。“抱财回家，初五迎神”。遵循一个习俗，像是我们在繁杂的都市生活中最后的一点坚持。我回不去的汉旺镇和那些深夜不眠的璀璨烟火一样，在脑海里发酵，变成了我关于春节记忆的末端。

（外公的老照片压在小镇全景画上）

“包汤圆，滚元宵”，捎回北京的味道是老爸骑行了20公里买的汤圆粉子。他说好这口，味道刚好，那天心血来潮骑车到了工厂所在的小镇。汤圆馅儿是外婆手磨的黄豆粉合着香油炒出的，顺带附赠了我十五六个黑芝麻。正月十五，在北京的清晨拥有了一场意外的雪。后来，我还是没赶上自食其力重温一回黄豆馅儿汤圆，在门口的小店蹭了一顿醪糟粉子。持续了一天的工作年会后，收到了今年的最后一句拜年辞，“没过十五就不算晚，给你们拜个晚年吧！”

（北京胡同元宵节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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