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厌西方集体生活

我不喜欢集体生活，一点也不，尤其是西方青年热衷的亲密无间公社生活。

又一次，我再度将自己尴尬的置身集体劳动热情中。这是捷克南部小城布杰约维采，我住进了一位当地年轻英文老师Compi家里，看似她学生的两个年轻人偏偏不会英语，让Compi替他们翻译着那些人生终极问题，“你遵循的精神准则是什么？”，“你信奉的格言是什么？”

“对不起，可能因为过度自我和内心强大，我从来没任何心灵需求。”我对总渴望在集体中寻找和开发自我的年轻人答道。

Compi的亲朋陆续来到，带来各色凉菜，拌入煮熟的粟米里，一个开心的典型集体小周末拉开帷幕。聊了下克里米亚和失联航班后，拉灭灯光，打开投影，一位木工施展起他的业余绝活，操纵着笔记本，播起音乐，即兴在多视频窗口间切换，这是一位有点水平的俱乐部VJ。几轮啤酒过后，他们自然而然的回到母语怀抱中，在阵阵哄堂后，才又意识到有我这么个“老外”的存在，然后大概解释下，“我们这群好友，想要卖掉各自公寓，一起买下个大院，过真正的集体生活。”

“一起搞个大院子吧！”这是我工作以来，总能从不同朋友口中听到的愿望性建议。广州新河浦路团转的别墅、京郊怀柔上下苑的小产权地块，甚至大理丽江乡下的破旧宅邸。在美剧《老友记》和《生活大爆炸》影响下，好多朋友都向往这样既有充足公共娱乐和话题空间、又能保障良好私密性的集体生活。可是，内心最不愿意买账的总是我，对亲密关系的悲观不信任，让我总会泼出冷水，“万一谁工作调动，得远离这座城市怎么办？”并提出各种不方便的现实考量和未来滋生矛盾的各种可能性。

一半时间投入到在路上的旅行生活后，我有机会常常进入这些已然建立起集体生活的西方年轻人圈子，却总感觉严重的不自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在一群来这做智障儿童志愿服务的外国姑娘集体宿舍里，匈牙利人、德国人、西班牙人、丹麦人纷纷奉献着各自独特的厨艺和菜肴，其中一位德国女生的父母来访，更借来一具烤架，在屋外草地拨弄着他们离不开的大香肠，本就很少开火做菜的我，又没勉强能秀一下的亚洲超市食材可供奉献，只好傻乎乎的站在一旁，等着饭来张口的时刻。比利时港口安特卫普，我又一次置身玻利维亚、巴西、印度和本地人合作烹饪的厨房里，尴尬的袖手旁观，幸亏饭后前往的爵士音乐酒吧拯救了我，让我暂离别扭的小集体后，能兴奋的与更多陌生人高谈阔论。

确实，集体劳动的厨房，总是让我感到极不自在的公共空间，在国内老外扎堆租住的四合院里也如此。而热爱集体劳动趣味的他们，还总在饭后努力扩张着领地，客厅、中庭院落、草地，一瓶啤酒就能打开他们身体里阈值极低的笑点。

更极端的是自由社会里那些走向公社化的社群，柏林是他们追求低成本亲密关系的圣地，尤其是东柏林栗树大街（Kastanienallee）上那些在上世纪80年代“霸占空屋”运动中产生的破烂居所。所有25名成员必须轮流在集体厨房贡献劳动，以换回免费长居的77号公社，更像是对昙花一现的西柏林前辈“一号公社”的某种继承和延续。后者出现在1960年代末浩荡的全球学生运动期间，总需要一个对立参照物去反抗去叛逆的年轻人，在志愿社会主义的空泛信条下，试图在资本主义的条条款款内实现改造人际关系和婚姻关系的革命。“隐私”，这个塑造私有制的词藻，被坚决抵制，所有房间和浴室都没有门，个人电话必须被所有人听见，个人信件必须被全体社员看到，就连做爱、吸毒也得在众目睽睽下完成。谢天谢地，人类心底深处的“占有欲”终结了这场不成气候也难成规模的极端改革运动。

可身处剧烈变化的现代社会，焦虑才是常态，于是将自己投入到集体生活中寻找温暖，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正常选择。可集体的不稳定性，又常会对极度依赖它的人制造伤害，我就曾有非常有趣段子不断的同事，在好几年前公司散伙后，在家憋出严重抑郁症甚至自残倾向，这个永远活在集体欢乐中的男孩始终不能接受，“大家怎么能就这样各奔东西？常常一起畅饮的那个吧台怎么能少了我们？”

在不爽和拒绝集体生活的同时，我也不免怀念集体奋斗曾带来的快感。那是学校运动会4X100米时的紧张、忧虑和可能因自己而失败的难过，那是抗震救灾时身处后方接力传递赈灾包裹时的正义成就感，那是班级竞争到了期末考试前恨不得赶快拉一把后进同学的焦躁……它们都一度让我在集体生活中产生虚幻的满足，如同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中描述的劳动营，下工的号角响了，去晚了食堂里就只剩没面包屑的清汤寡水了，可伊凡非得再为修筑中的围墙砌多一块砖，没有表扬在前面等着，却会因多比工友干多一点而自豪。

不知是到了哪一天，当自由主义满盈了我的思想，曾经坚固的集体劳动快感之墙也永远决堤，无论社会主义强制框定的社区关系，还是反叛资本主义而带来的志愿公社，都让我觉得乏味和无聊。可我又偏偏热爱疯狂的摇滚音乐节和特色民族节庆，在那些场合，可以迅速结识一群陌生朋友，一道狂欢，然后建个QQ群，回来数日后就此消声灭迹。

又一个云南山村的夜晚，就着高度包谷酒，在火把间狂跳许久后，一个醉醺醺的姑娘拉住我，“我知道你从没把我们这群朋友当回事，但也太羡慕你满世界的乱跑了，只有你这样混账的自由主义者才能这么狠。”次日醒来，他们继续着以乡建为名的社群生活，而我追求热闹，却又害怕结束，与其最终伤感，不如永远没有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