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的印迹，是这座城市在我心中的底色

1975年，《印度之歌》导演见面会。扬坐在第一排，就坐在杜拉斯对面。他掏出《毁灭，她说》，请求签名：我想给您写信。杜拉斯写下地址：巴黎圣伯努瓦路五号。在康城火车站的出发小酒吧，他们一起喝了酒。第二天，扬就开始写信，没有回信，没有停，几百封，直到1980年夏。

1980年7月的一天，杜拉斯说：来吧，我们一起喝一杯。两个月以后，《80年夏》出版，献给“扬·安德烈亚”，这是杜拉斯为扬取的名字。那一年，扬27岁，杜拉斯65岁。

他们在一起，写作，口述，打字，做饭，吵架，辱骂，唱歌，跳舞，喝酒，兜风，写作。永不结束。扬，我的脸被酒精摧毁了。扬，我的皮肤很嫩，因为季风雨。扬，我舞姿完美。扬，写作就是跳舞。扬，你看，勒阿弗尔港，塞纳河，轮渡，这就是湄公河，世界上还有比它更漂亮的河吗？他们开着车，在河边兜风，唱《粉红色的生命》。

杜拉斯把扬的手提箱扔出窗外：为什么留下？没有人爱我，连我的母亲也不爱我，别再回来。他们又约在火车站附近的酒吧见面：“她来了。化了妆。脸上扑了厚厚的粉，嘴唇涂得红红的，很艳，像个妓女。她微笑着，像是一百岁，一千岁，也像是十五岁半，她要过河，中国人的那辆非常漂亮的小轿车将载着她穿过稻田，直至西贡的沙瑟卢-洛巴中学。”扬是中国情人，是小哥哥，是大哥，是副领事。

直到1996年，杜拉斯去世。1999年，沉寂了3年的扬·安德烈亚才又出现在圣伯努瓦路街角的花神咖啡馆里。记者问扬：这场爱情究竟是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扬目光炯炯，好像杜拉斯的目光一样：不，这不是一场艳遇，这是一件非常神秘的事情。粗鲁，自傲，孤独，杜拉斯，有时像漆黑的夜晚。“当一个作家，首先要穿过黑夜，林中的黑夜，随身带着写作，忍受着对黑夜的恐惧，穿越黑夜。”杜拉斯在黑暗的孤独中，探索童年的秘密。

15岁半，在湄公河的渡船上。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在法属殖民地，交趾支那南部，盛产稻米的乌瓦洲平原，湄公河支流上的永隆和沙沥之间。女孩穿着一件旧的真丝连衫裙，腰上系着哥哥的皮带，脚上穿着嵌箔片的鞋子，头戴一顶平檐男帽，两条辫子垂在前胸。脸上敷浅红色脂粉，涂了口红。体形纤弱修长。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臂肘支在船舷上，伫立在泥泞河水的闪光之中。男人走出黑色小轿车，穿着浅色柞绸西装，向女孩走过来，递烟给女孩……女孩说：不，我不抽烟。

1984年春，扬·安德烈亚在黑色打字机上一字一句敲下杜拉斯口述的《情人》。同年，《情人》出版，风靡全球。2005年，我读到这本书，很快读完，再读一遍，像参加一场舞会，一支接一支，是杜拉斯用文字创造的跳舞方式。简单的词，词的沉默，音乐一般的句子，脆弱的句子。耳语一般的独白，咬耳朵的独白。王小波说：《情人》写出了一种人生韵律，使我满意了。

小说改编成了电影，杜拉斯不满意。广告商！讨好观众！好莱坞垃圾！杜拉斯大叫大嚷，说专横的图像葬送了文字的想象。然而这部电影比她的任何一部实验电影都成功，湄公河上的女孩，海报张贴得到处都是。一场殖民地的艳遇，观众喜闻乐见。杜拉斯穿越茫茫黑夜，挖掘出的巨大秘密，却消失了。她脑海里的图像，倾其一生建造的诗意世界：悲惨荒蛮的亚洲土地，法国梦的陷落，粗暴野蛮的家庭，巨大的失败，生存的痛苦，疯狂的意志，河流和丛林到处可见流放和死亡的痕迹，早早经验了生命的孤独，女孩靠着船舷，在渡船上，随着浊流流浪。她的脸，混杂着妄自尊大、自嘲与耽于安逸的面容，“光彩夺目又疲惫憔悴”。

杜拉斯摧毁了小说的传统，也痛恨电影讲述的廉价故事。她一再编织着印度支那的图像，在自我探寻的黑暗道路上越走越远。她又写了一本书，《中国北方的情人》。她用这本剧作来报复那部电影。“好好看这天空，它在黑夜与白天一样碧蓝，看这明晃晃的大地，一直看到它的尽头，仔细聆听黑夜的响声，人们的呼唤，他们的歌声笑语，以及同受死亡困扰的犬类哀怨的吠声，倾听所有这些呼喊，它们同时诉说难以承受的孤独，诉说这份孤独的歌声的瑰丽。”

无论如何，让-雅克·阿诺的电影还原了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旧日景象，如果仔细观看电影中的美术与置景，会不由自主地赞叹，这是越南风光的最好广告。如果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堤岸唐人街的小屋，目光只消从完美的亚洲臀部稍稍往上，还能看到完美的亚洲表情演绎。如果你格外关注了那几场动作戏，一定不会忘记一组快接特写镜头，充溢着热带的潮湿与迷乱。这部电影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以精致的画面提供了一份杜拉斯少女时代的旅游指南：沙沥女子学校、西贡利奥泰寄宿学校、西贡沙瑟卢-洛巴中学、永隆河岸边的蓝屋、中国人聚居区堤岸、中国饭店、泉园舞厅、河岸酒吧、法国大仲马邮船、西贡码头，还有沙沥、永隆之间的渡口与渡船。

2011年，我第一次到达西贡，即胡志明市。正值越南春节前夕，与满车的货物、盆栽植物、小动物一起，从大叻被运送到这座昔日印度支那联邦的首都。当时住在范老五街一条狭窄巷子的普通民宅，只有两三间客房。门口挂着褪了色的五角星红旗，房东老太太满头白发，喜欢穿一身雪青色衣裳。赤着脚穿过一楼客厅，里面楼梯口是厨房，墙面绿漆斑驳，从狭窄陡峭的楼梯上去，便是我在二楼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平左右的小阳台，从阳台望出去，更见巷子狭小。中国情人的父亲建造的骑楼联排房屋，是最常见的越南民居建筑，两户人家若不是墙壁相连，便是隔着仅容擦肩而过的距离。五年之后寻访旧址，发现民宅已经改造成民宿酒店，而范老五夜里越发喧闹，两边餐厅酒吧门口，全部摆上桌椅，不同肤色的人们隔街对望，激动的音乐声铺满整条街道。如果你在这条街上留宿，“城市如同一列火车，这个房间就像是在火车上”。

除夕，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主街如同庙会，乌压压挤满人。盛装女子多着奥黛，飘飘然穿梭在人群间。织布、编竹、捏小糖人，爆米花、棉花糖、鱼干、串串，民间手艺与街头小食叫我想念故乡儿时。故乡也正是除夕，我的父亲母亲，正因我第一次离家过春节而哭泣。后来我们一家人把它当作笑话讲，我每念及还是感到无限温暖。杜拉斯幼年丧父，母亲一味偏袒长子，大哥性情暴躁，抽鸦片赌钱，在家中处处施威。被抛弃的感觉，成了杜拉斯摆脱不了的魔障。杜拉斯的印迹，是这座城市在我心中的底色。

胡志明市是越南的商业中心，旧时代的线索隐匿在繁华之中。西贡沙瑟卢-洛巴中学是杜拉斯的母校，也是诺罗敦·西哈努克的母校，现在叫做Lê Hồng Phong High School，是电影的实际取景地。西贡利奥泰寄宿学校，据说由圣保罗大教堂借景。堤岸位于西贡河西岸，是胡志明市最大的华人聚居区，20世纪中期，是鸦片烟馆、妓院、赌场的集中地，不仅吸引华商驻足，想必也吸引了不少大哥这样的法国人。钟屿石岬角位于芽庄以北1.8公里处，据说是电影外景地之一，吸引不少影迷前往观瞻，在那里，女孩向情人介绍了母亲的租借地，然而实际租借地远在柬埔寨的海岸边。至于蓝屋，有说是沙沥的华侨故居，有说在马来西亚槟城取景。对于这些，我无心打卡求证，更不愿伫立于城市洪流中感叹物是人非，毕竟，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早在我亲身前往之前，便已印刻心底。

春节期间，花市繁茂，黄灿灿红彤彤粉嫩嫩的一片片，孩子在其间戏耍追逐，色彩更加活泼生动。有一些市民在广场跳舞，大喇叭咿咿咿地流转着越南语歌声，让我想起热爱跳舞的杜拉斯和小哥哥。在街角找个摊位迎街落座，等着咖啡从滴滤壶中一滴滴掉下来，摩托声不绝于耳，四周大大小小政治宣传画穿插在崭新楼宇与旧时法式建筑之间，宽敞的街显得紧凑团结。呷一口咖啡，目光没着落地涣散着，如果有卖鱿鱼丝的叫唤着从身边经过，喊下来，要一袋，海鲜加咖啡，管它搭不搭呢。

到了夜里，河岸边，天空蓝得深邃，男男女女依偎闲坐，与对岸兀自发亮的红色胡志明像相互张望，鸟在河面盘旋，忽上忽下，几只船晃悠悠地靠在码头，身后是喜气洋洋的蓬勃都市景致，真是一转身便可抖落疏离的心情，一步踏进滚滚尘世间。

让娜·莫罗说出湄公河名字的时候，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魔力。渡船上女孩的形象呼之欲出，随之涌现的，还有无边无际的稻田，被水淹没的土地，浑浊的水，一触即发的激情，不知疲倦的欲望，羸弱与颓唐，统统随着这个名字一起流淌。如果要实实在在地感受这条河流，最便捷的方式，是参加湄公河一日游，你可以乘船进入湄公河，观赏船屋，坐马车参观河边村庄，欣赏传统乐器的演奏，了解手工椰子糖的制作，享用新鲜美味的炸象鱼春卷，如果旅行时间不多，这是一条值得推荐的行程。

从西贡出发，我前往湄公河三角洲，前往柬埔寨海岸边的租借地，前往女乞丐流浪的洞里萨湖，前往安娜的沙湾拿吉，我甚至沿着湄公河一路向北，直到金三角地带。我乘船，沿着河岸走，走在季风雨里，也走在旱季的干涸里，心里总是摆脱不了杜拉斯、扬和她的一家人。炎热的印度支那，是杜拉斯穿越的丛林黑夜。《情人》出版后，杜拉斯说：“我原谅了所有人，原谅了全家，大家都变得可爱了，他们全是一些可爱的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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