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普拉托的中国人

挥别了“胖子之城”博洛尼亚，我一路南下，佛罗伦萨是我意大利之行的第五站。一路都在用“沙发冲浪”旅行的我到了这里却犯了愁，因为该地实在太过商业，没有任何免费沙发可住。

一向在路上运气不错的我，这次也很幸运，收到了来自普拉托沙发主人的邀请：“如果你不介意住在什么景点都没有的普拉托的话，那么欢迎来我家。”我对照着列车时刻表一查，发现普拉托是距离佛罗伦萨西北22公里的一座小城，而从普拉托到佛罗伦萨的火车每20分钟就有一班，仅30分钟即可到达，于是我愉快地背起背包出发了。

到达普拉托后，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里表面看起来和任何一座意大利小城毫无区别，但满眼都是中国人、中国超市和中国饭馆。我边走边想，真是哪里都有中国人的身影，连这么小的一个城市也被我们“攻占”了下来。

到达沙发主人Enrico的家，他因为上班还没回来，临时住在他家的叔叔给我打开了大门，说明来意和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他叔叔一脸冷漠地把我让进门后，就径自走回卧室，再没说一句话，留下一脸迷茫的我。

（沙发主人Enrico）

傍晚，Enrico回来之后，我俩热烈攀谈起来，他问我之前和他叔叔相处的如何，我告诉他感觉他叔叔对我有些敌意。他说道：“你别介意，我叔叔不是针对你，主要是移民到这里的中国人让他有些不满。”

（普拉托的教堂 Photo by Chez Belleza）

Enrico看出了我脸上的疑问和好奇，主动给我介绍起本地历史来：普拉托隶属大托斯卡纳地区，在1970-1980年代曾经是欧洲闻名的轻纺之都，主营各类布料、皮革等商品。1990年代，大批中国温州移民来到此地，先是在本地一些小作坊打工，随着到来的人数越来越多，加上头脑灵活，开始做起了生意，而随着大批量成衣的上市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普拉托的轻纺业逐渐走向没落，大多数人开始失业。

本地人不得不做出了妥协，把自己的小作坊出租出去，靠收取租金维持生活。那时，在普拉托的意大利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不再能是一名手工艺者了，但好歹还能是个业主。”

从九十年代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温州人来到这座小城，有的是利用旅游签证入境后，就此黑下，还有的是在温州本地找好蛇头，以偷渡方式入境。据官方统计，现在的普拉托的二十万合法居民中有超过百分之十的中国人，但同时仍存在着一万非法入境的移民，普拉托成为全欧洲除巴黎外第二大中国移民聚集地。

（警察在清查张乃忠的货物 Photo by Asianews）

除了数量庞大外，移民还给本地带来了各种犯罪，包括卖淫、赌博和毒品交易。今年，警察就铲除了以华人张乃中为首的黑社会集团，据传他控制着普拉托的整个华人圈，80%的生意人都要按月上交保护费，他的绰号“Padrino”正是意大利语“教父”的意思。

（本地人回忆起普拉托最初的日子，感慨变化如此之大 Photo by Saman Sadeghi Afgeh）

全球化使当地人生意难做，中国人使当地人没生意做。Enrico叔叔的朋友曾经是本地一位远近闻名的手工艺人，做了大半辈子精品皮具，但因为温州移民的价格低、工期短等因素，使他彻底失去了工作，他和叔叔抱怨道：“你知道吗，这些中国人根本没有审美可言，也不关心自己做出来物品的好坏，到处抄袭经典设计，然后就是计算最后能到手多少钱。”Enrico的叔叔是一个彻底的“本土文化保护者”，他不仅支持这些手工制品应该“Made in Italy”，还支持“Made by Italian”。

听完Enrico的介绍，也就理解了他叔叔的态度，我没想到小城背后竟然有着如此错综复杂的故事。

在Enrico家住的第三晚，他需要加班，我决定独自外出觅食，跟着导航前往一家中国人开的金龙饭店去吃炒面时，手机莫名其妙关机了，站在路边一筹莫展的我，发现对面说说笑笑走过来几个中国人。我上前询问饭馆地址，领头的中年男人摆摆手：“你别去金龙，他们味道不行，和我们一起去饺子刘吧。”几个在他后面的年轻姑娘也怂恿我和她们一起晚餐，想着人多热闹的我就这样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到达饺子刘，我们一行六人坐在一桌，老板认出他们是熟客，热情地拿出菜单招呼点菜，趁着点菜的间隙，我和旁边的姑娘聊了起来。她叫小洁，今年23岁，高中毕业后就跟着亲戚来到普拉托的工厂工作，已经在这里有五年了，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奢侈品牌加工高档皮包。她指了指斜对面的姑娘，和我说：“今天是她的生日，老板李哥叫我们出来吃饭给她庆祝。”

（一名工人在调整工作设备）

李哥是1990年代移民来的温州人，他那会儿也是给人打工，主要做一些中端品牌的服装和配件。说到那个年代，李哥感慨道：“那会儿苦啊，老板租下本地人的作坊后，把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小年轻招进去，简单培训后就马上开工，每天在没有暖气的屋子一干十几个小时是常事。累了就趴在工作台上打个盹儿，全靠从盗版光盘里传出的流行音乐提神……不过，我们肯吃苦，再小的钱也赚，一条做好的裤子虽然才卖8欧，是本地人售价的1/5，他们根本没法和我们竞争。”

（招工广告密密麻麻写满了墙面 Photo by Saman Sadeghi Afgeh）

李哥喝了口手中的绿茶，接着说：“不是我吹牛，我们中国人的名气传出去以后，很多外国客户都来找我们订做服装服饰，后来在客户圈里就有了不成文的说法——能等3-6个月，需要500-1000件的，去中国工厂买；只有两周时间，仅需要100多件的，就来普拉托。”李哥说完，脸上流露出几分得意。

（意大利警察突击检查清理工厂内的违禁品 Photo by Diplomacy&Defence）

随后，酒菜被服务员端了上来，李哥招呼着大家吃菜喝酒。聊天中，我得知温州人在普拉托的工作条件比以前改善了不少，也正规了很多，尤其是2013年本地一家服装工厂由于用电不规范，发生了一场火灾，死了7个中国人后，本地警察开始重视起来，突击检查了普拉托的所有服装工厂，严查工人们的许可证和签证类别，认真核实工资收入情况，规范工作环境安全，不符合要求的工厂，会被要求限期治理和缴纳一笔数额不小的罚款。

在生活方面也比以前便利了很多，国内吃的喝的基本都可以在这里同步找到，只不过温州人非常抱团，基本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混。本地人觉得他们封闭又保守，经常嘲笑他们只在自己开的超市买东西，只去中国人开的餐馆吃饭。小洁这时有点不服气：“我们来这本来就是为了挣钱嘛，来了五、六年，基本都没休息的时间，只去过首都一次，没有意大利朋友，也不会说意大利语，有什么奇怪的。”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哥表示虽然现在生活状况改善不少，但是生意可比之前难做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身份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990年代就引起了意大利政府的关注，政府人员不解为什么当地中国人的死亡率极低，调查之后发现很多“活着的”中国人年龄高达150岁。原来很多人暗中处理完尸体后，再倒卖其意大利身份证谋取暴利，“就因为意大利人总也分不清中国人的长相，使得温州人钻了这个空子”，李哥说道。

其实在2011年，就有两位意大利记者以实际调查和访谈的方式，详细报道了中国移民的生活，书名恰恰就是《不死的中国人》。随后政府和媒体的一系列行动，使得这些移民很难再以这种方式浑水摸鱼了。

其次，早在九十年代，随着本地人工成本的攀升，一些奢侈品牌为了节约成本扩大利润，将总部留在米兰、佛罗伦萨，但悄悄把工厂搬往中国或东欧，没想到消息不小心被泄露了出去，消费者开始抵制非“意大利制造”的产品，无奈之下，2010年某一奢侈品牌决定妥协——设计和制作仍在意大利境内进行，由普拉托的中国工人代工。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保住品牌血统的纯正性，也不影响赚取利润。

李哥掰着手指头给我算了笔帐，很多奢侈品牌要求极高的做工，工厂雇佣一些高技术工人就成了“刚需”——一个能达到品牌方要求的工人，月薪不会少于2000欧元，这基本上是一个意大利中产的月收入水平。

再次，想要争取到足够的奢侈品品牌大单，还要配备意大利合伙人，而这会划走一部分利润。配备合伙人的好处之一是工厂看起来很专业，懂奢侈品行业；二是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没有哪个奢侈品牌敢少付意大利人工钱。“我当时就是吃了这个亏”，李哥接着说道，“当时我不知道合伙人的重要性，一个奢侈品牌和我谈，每个包只支付给我12欧，我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每天让工人工作14个小时，后来我听说该品牌给有合伙人的工厂，每个包的价格是我的一倍还多，这款包在专卖店的售价为1500欧。”

（在普拉托消夏的中国人 Photo by Agnese Morganti）

除此之外，工厂方面更要面对政府部门不定期的突击检查，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感觉心累的温州人结束意漂生活，搬回老家。

那个过生日的女孩有点为未来担心，怕李哥突然有一天也决定关厂回国，李哥却表示为了自己的女儿，他也会留在这里，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继承他的事业，在工厂里工作，“毕竟温州人有做生意的传统和天赋”。女儿却对继承家族企业毫无兴趣，梦想成为一名女演员。

说到这，桌上的气氛有点落寞，李哥突然抬起头说道：“从前那么苦都熬过来了，以后再差还能差到哪里去？以前我们在这都骑三蹦子，现在满街跑的奔驰、奥迪、宝马都是咱们中国人开！以前我们节衣缩食把钱寄回老家，现在我们的年收入是以前的100倍还多！”

提到钱，饭桌上的每个人重又喜笑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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