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彼得

班车从加德满都出发，一路向西。喜马拉雅南麓延绵不绝，在我断断续续的白日梦里，它显影在将要融化的窗玻璃上，显影在我闭着的眼帘上，当我脑门贴着窗，就好像靠在了漫长的雪线上。我们的车哐啷哐啷前进着，有时突然停下，停在长长的车队后面，等着前方的车被修好。车上的人并不着急，安静地坐着，白亮亮的眼珠子镶嵌在黑漆漆的脸庞上，视线碰到前面人的脑壳便会折落。有时，一双黑手突然从我的座位后方伸过来，伸到我左眼边，摊开手掌，露出两颗黑黑的糖果一般的食物，我将它们捡起，送进嘴里。有时，旁边的胖婶睡着睡着便倒在了我身上，她的宝蓝色头巾盖住了我。

夜幕将要降临。

我下了车，沿着费瓦湖没走多远，夜幕便笼罩了博卡拉，湖边的街道亮起了灯。此时的博卡拉，跟泰米尔区一样，满街都是背包客，店铺里塞满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儿，冒牌户外装备、宗教法器、尼泊尔羊绒披肩、印度鼓与藏刀，以及真假莫辨的古董。白天的热气褪去，空气清凉。我从主街转到内巷，在一个敞着大门的院子前停下来。这是一家青年旅舍，院子中央是座小花园，右手边一排纽瓦丽风格的房屋，盆栽植物沿着墙角与窗台一溜排开，挂在屋檐上的吊篮，绿得发亮的藤蔓植物直探进深褐色木窗。

我再也走不动了，匆忙投宿。

我把行李扔在地上，一屁股陷进沙发，还没有来得及伸开腿长舒一口气，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突然站在我面前：“彼得，我叫彼得。”

彼得是我的室友，我们分享了男女混住三人间。三张床并排放着，几乎不留间距，像一张大通铺。彼得睡在最里面，我睡在最外面。夏威夷人彼得，曾就职于一个NGO组织，某天，突然脑洞大开，放飞了自我，去冒险。先是横穿全美，像萨尔与迪安那样，然后到了墨西哥，向南穿越了中南美大陆，像切格瓦拉和格拉纳多那样，然后到了好望角，向北穿越了非洲大陆，跨越了苏伊士运河，经过中东和西亚，来到了尼泊尔，来到了博卡拉。现在，旅行者彼得就睡在离我0.0015公里的地方。他的声音翻越了我们中间那张1.2米宽的单人床和床上的被褥与枕头，低缓地，像英文老师满不在乎地教授着地理课，在我们安静黑暗房间里，为我凭空点亮了一幅世界地图，整个晚上，我都怀抱着这些地理名称吃力地游弋着，我驾着飞翔的彼得，从云端俯瞰着越来越小的世界。

第二天醒得很早，光从红色帘子透进来，盆栽植物的影子挂在帘子上，窗口传来沉闷的hu…hu…hu…声，大概是一只灰林鸽。彼得已经冲完澡，裹着深灰色的格子浴巾，从他的大背包里往外掏衣服。他的腿毛与胸毛浓密，脸微圆，眼眶深陷，深棕色的头发湿漉漉地搭在前额上，臂膀结实，有些褐色斑点，前臂有纹身，似乎是图腾。他正好站在帘子一侧漏出的光亮里，毛发与皮肤披上了一层薄光。他说要去湖边跑步，稍晚可以在餐厅一起吃早餐，不介意的话，今天一起在城区逛逛。

我泡了一杯雀巢速溶咖啡，在两片吐司上刷了草莓酱，将它们端到小花园里，坐在一块石头上，被天竺葵和万寿菊包围着，透过叶丛，可以看到街道上越来越多的行人。这会儿彼得已经跑完步，与我打过招呼，径直走进餐厅，与旅舍主人大声说了一两句尼泊尔话，然后端着咖啡坐在餐厅门口的石阶上，逗着踱步靠近的小黑羊。他穿着假两件套头T、速干裤、徒步鞋，肤色暗红，胡髭笔挺，目光炯炯，经过了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润泽，波斯风的塑造，现在，仿佛正在吸收喜马拉雅的气息。

你会去安纳普尔纳吗？

不，我不喜欢徒步。

那你为什么来博卡拉？

来看看。然后从马亨德拉那加去印度。

彼得大踏步地走在博卡拉的街道上，与懒洋洋从不讨论目的与方向的嬉皮士不同，与算计着时间慌慌张张度假的观光客不同，与野心勃勃仿佛奔赴考场的徒步者不同，他看上去就像1米88直立行走的条状收割机，悄无声息地掠过全世界的街巷，用隐蔽的器官收集着我看不见的讯息。彼得没有相机。彼得收割机自动屏蔽纪念品商店和游客餐厅以及与他一样远道而来的外地人。彼得从不迷路。彼得有一只古老的诺基亚GPS手机。彼得的心里和眼里只有前边，彼得永远知道我们的房间在西边还是南边。彼得有一套十个句子组成的尼泊尔语言系统，刚好可以与路边呆坐的大叔、沿街叫卖的大妈、横冲直撞的小孩、井边打水的小姐姐勾搭几句。彼得的口袋里一定很脏，他总是能掏出一些面包屑来调戏扑过来的鸽子。

我们在路边摊吃饭，他替我拉开摇摇晃晃的木椅子，坐在对面，小心翼翼抽出一张劣质餐巾纸，擦了擦我们中间那块水渍渍的难看的塑料桌布。他端详着简陋不堪的菜单，似乎对将要来到的食物充满孩子气的想象。他用餐刀和餐叉仔细解剖几片可怜的蔬菜和鸡肉，对漫不经心递菜的摊主致以绅士的谢意。他又小心翼翼抽出一张餐巾纸，优雅地擦擦嘴，将用过的刀叉和纸巾放到空空的盘子里，起身将摇摇晃晃的木椅子沿着桌边摆正。他回过头向着摊主，大概是用尼泊尔语赞美了一下食物。

行走着的彼得，跟面对我坐下的彼得是不一样的。行走着的彼得是一只独兽漫步在丛林，欢快而自信。但是我看不见他的眼睛。坐在面前时，我才看清他的眼睛是浅棕色的。5米以外的彼得，与50公分前的彼得是不一样的，阳光从他的眼底溜走了，他看上去有点脆弱。晚餐时，我们进了一家印度饭馆，里面挤满了闹哄哄的当地人，我们在墙角的圆桌边坐下。彼得不再用刀叉，他自然地用手撕开一片泊兰馕，将它深深浸入咖喱汤。满屋子都是咖喱味，从黑洞洞的厨房那头还在不断地散逸出更加新鲜的咖喱味，也许还有胡椒与孜然。四周的嘈杂，令我们的角落显得更加黯淡。我们说起了家。他正好吃完了馕和蔬菜咖喱，擦了擦手，双手合起来，撑在桌面上，托起了下巴，这个妥妥的支撑点，帮助他将目光沉沉地送过来。那时我30岁，除了笃定的目光，我对什么都无法笃定。我稳稳地迎上去。彼得说到他的弟弟，说他在监狱，说他们已经很久不联系了。过了一会儿，彼得说，他或许会去看看他。

饭后，我们沿着老城区的里巷往回走。一个尼泊尔人不远不近地跟着。几分钟后，彼得突然停下来。尼泊尔人也停下来。彼得扭过头，对着后面那个表情突然凝固的小伙子大声吼起来：“滚开，离我们远点儿！”小伙子骂骂咧咧地走开。彼得对我说，在非洲，有人用刀抵住过他的腰。

夜色里，彼得也是黑色的，安安静静走着，我们不看GPS地图，有时他抬头看看星星，有时他似乎在观察人群流动的方向。

我记得一部电影，电影里费瓦湖上有一座栈桥。我们路过了栈桥，黑夜里模糊不清。我们路过了酒吧、餐厅和店铺。我和彼得算什么呢？我们匆匆路过，企图与世界交好，却又忍不住防备，心里还有个无法启齿的东西。我和彼得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这条街的气味令我们难过。

那时，彼得37岁，他的步幅大约是我的1.5倍，我可以踩上他的节奏。如今我也已经37岁了，我依然踩着彼得的节奏，走在我不能够不防备，却又时时试图向其示好的世界之中。那时，我就预见了这一点。所以，我感觉我和彼得挨得很近。我们穿过热闹的夜市，逃回我们的房间，瘫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时间在我们之间流淌，将要淹没我们的身体。彼得的呼吸越来越重，突然起身，从他的另一双大靴子里掏出一叠纸币。他说，你看，这是我去过的地方。纸币没有特意收集，有些国家的纸币面值一样，新新旧旧，花花绿绿。这是他经过一个国家后的遗迹。他通过这些小小的纸片，与陌生人交换到了什么呢。彼得浅棕色的眼睛越来越柔软，他贴着我重新坐下。他呼出的气息变成比时间更具压迫性的洪流，倾泻在我身上。我从地上拾起相机包，打开我的相机，与他分享我经过的世界。那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面孔，有一双双探求的眼睛，我们望进去，却探不到底。我们受其蛊惑，又感到深重的悲哀。我感到彼得用尽力气，举起他的手指，在我的后背与胳膊上划过一条条电流。我突然站起身。彼得旋即也站起来，进入洗手间，哗啦啦的水流冲下来。窗台边又传来hu…hu…hu…的声音，早上那只灰林鸽也许还没走。

再次醒来时，听见彼得在忙乱地找东西：他的战利品，那一沓零钱。当彼得从被子的褶皱里翻出纸币的瞬间，我觉得我们一样可怜。我们随身携带了一只哑弹，在我们不顾一切地游走世界时，它却在悄悄等待着触点爆发。我们无法放弃的东西与我们寸步不离，并且愈积愈重。我们与美食鉴赏者、艺术品收集者、徒步探险者有着相似的秉性，我们还不如酒吧里的流动歌手，唱别人的歌词，沉醉不问归路。但我们不甘心。

天亮时，我看清了那座栈桥。我沿湖散步，把毛线衣紧紧裹在身上，抵御清晨的寒意。湖水不甚干净，许多妇女在湖边洗衣。远远地，有人在捕鱼。岸边，一位马夫骑着他装饰得漂漂亮亮的白马从我身边越过，白马将载着游客环绕费瓦湖远眺安纳普尔纳群峰。一个小孩坐在岸边搁浅的小木船里，船上装了许多袋泥沙，船被一条绳索联结在岸上，另外一些泥沙袋紧紧缚住这条绳索，不能远行的小孩背对着我，望着鱼尾峰的方向。越来越多的尼泊尔人聚集到码头，他们会乘坐这些五彩斑斓的小木船去往湖中心的瓦拉西印度教寺庙。我远远看见彼得从人群中冒出来，向着更远处一路跑去，他如此健壮，披着朝阳。太阳出来时，一切都被融化了。

彼得没有去马亨德拉那加，他跟我一同返回加德满都。他一路都在看印地语字母表，在抵达苏诺里之前，他一定能够建立起另一套简洁的语言系统，这些充满热情与善意的词汇和句子，一定会帮助他接近古老的印度最善良的部分。我将去往多拉卡，在那里，我将学习用人类学的工具了解当地人。或者，我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模式来看这个世界。彼得说，我们会在印度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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