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与乌托邦

By 马大象 2018-04-27

马蜂窝旅行家专栏出品| 已有4170人阅读

一

“我觉得很悲伤，所以一年之后我离开了那个机构，并不是因为我讨厌这个机构，而是我发现一年之后的我什么都做不了。”

玛丽安的表情变得严肃了一些，经常略微笑着的嘴角舒缓了一下，笑起来很好看的女孩子居然在瞬间变得悲伤起来。

“如果你不想讨论这些，我们可以在太阳底下晒晒太阳，喝点什么。”

“不不不，没有关系的，我想和你聊聊这些事情。”

“我大学学的是公共健康管理，大四那年，我去了刚果，你知道的，大学最后一年都会留给我们去实习。因为刚果金是比利时前殖民地，所以比利时政府和刚果金政府之间有一些关于改善（刚果金）公共医疗现状的合作项目。”

“在去刚果金之前，我都没有怎么一个人出过门，我是一个很怕自己一个人的女孩，我会觉得不安全。我小时候去过法国，是家人带着去的，因为我喜欢海边，可比利时只有不长的海岸。除此之外，我就没有独自去过其他地方，更别说非洲国家了。”

“到刚果之后，我就从金萨撒去了别的地方，规模介于小城市和镇子之间。”

“去了后发现那里只有我一个白人，而且我还是个女孩子，每次出门都有一个翻译和一个司机陪着我。虽然刚果金人说法语，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地方他们是说方言的，我一句也不懂。对了，每次出门跟着我的还有一个提着枪的保镖。”

“我仍然记得在那的第一晚。我被安排在一个独立的很棒的小屋子里，晚上我听到有人在我屋子旁边走来走去，我被吓坏了，偷偷拉开窗帘，看到一个提着一杆长长的机关枪的人绕着我的房子走来走去。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就像电影里一样，我害怕得都快哭了。忐忑不安的一晚过去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外面那个人是我的保镖，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来刚果金之前几乎没有独自旅行过，我讨厌一个人旅行，但保镖跟着让我很烦，有时候要求他们离我远点，起码10米远，但他们不干，我再怎么坚持都没有用。”

“刚果的公共医疗健康系统不完善，所以大学毕业后我立马选了这个项目。”

“第一次去刚果我待了一个月，我所在的机构试图在刚果金推动一个项目，想要让这里的人享受到廉价的医疗。”

“机构当初设想的是不管你得了什么病，你都可以得到救助，这个方案的初衷是好的，因为在刚果，很多人如果得了很严重的病，因为过于贫穷几乎没有治疗的机会。”

“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五美金’的计划，也就是说，不管你得了什么病，只要去医院，都会得到有效救助，但是在实施时居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这个系统建立起来后，很多当地人都知道了这个计划，来看病，病人的情况有轻有重，有些人并不严重，可能在医院呆一天然后开点药就好了，这种事情在现代医学下实施起来并不困难，当然你需要付五美金。但也有些病非常耗时间，患者有可能在医院待6个月，接受长时间治疗，但同样只需付五美金。这就造成了新的不平衡，对于那些得了小病的人来说，五美金意味着很多食物，能让一个有10个孩子的妈妈做出很多天让全家免于饥饿的足够食物。”

“第二个困难来自于当地的医生和护士。这个计划实施之前，当地的医疗系统不是免费的，医疗救护系统会收很多费用，病人在接受最后的治疗前需要付诊断费用、机器费用、医生费用，最后到达最关键的治疗阶段时基本已经没有钱了，所以很多人只能在诊断完后回家，医生和护士只会往自己口袋里装钱。现在看任何病都只收五美金，意味着他们能装进自己口袋里的钱就少了。”

“一个护士的工资约200美金左右，新的医疗系统实施前，他们可以往口袋里塞更多的钱，现在没有了，所以他们抗拒，甚至拒绝合作。”

“然而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我在第一次来刚果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第二次来之前，问了一下我的机构，能不能让我带一个朋友过去，因为上次一个人的确有点害怕。这个朋友在大学里和我一起读公共健康管理，我们一起去刚果呆了两个月，这次我意识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在刚果的偏远地区，很多家庭有10多个孩子，最少的也有五六个，因为疾病和卫生医疗系统不完善，很多孩子活不到成年就死了。在医疗技术非常现代化的欧洲，这些病都是可以治愈的。所以欧洲派出了一支医疗队，联合当地医生给偏远地区的刚果人注射疾病防治疫苗。但就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并不是很成功。”

“在欧洲，所有的医疗技术都试图让人类长生不老，比如我们试图去攻克癌症，我们试图去做各种复杂的手术来更换人的器官。但是刚果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人的生老病死以及器官损坏都是上帝的恩赐，所以孩子过世虽然让人悲伤，但绝对不会让人一蹶不振。如果是在欧洲，一个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那么有可能这个母亲一辈子都不会再“站起来”了，但是对于刚果妈妈来说，孩子的生离死别这件事只是上帝的一个安排，哀伤痛哭都会有，但是这些悲伤很快都会过去，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生老病死是不能拒绝的。有一次我看到在一个孩子的葬礼上，除了有几个直系亲属略带悲伤的哭泣之外，所有的人都在强烈的音乐声中跳舞、玩游戏，丝毫看不出这是个葬礼。所以我觉得欧洲人在对待死亡上和刚果人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扎针注射，刚果人的反应和欧洲人也是不同的。他们（刚果人）觉得注射是一种邪恶的东西，把本来不属于人身体上的东西注射进身体里面，所以在注射疫苗的医疗队到达一些村庄给孩子们注射疫苗的时候，有些妈妈还把孩子藏起来，不想让医生给自己孩子注射疫苗，所以这对于我这种从事医疗工作的欧洲人来说，是一种很难理解的想法。”

“所以在第二次去刚果后，我突然发现我所做的一切很难救助当地人，我决定辞去我的工作。”

“当然我辞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针对刚果的医疗计划都是虎头蛇尾。比如五美金的计划，在实行的5年期间，每个人都尽职尽责，逐渐调动起了当地医生参与的积极性，但5年过后，这个项目戛然而止，很多享受过五美金治疗计划的人在5年后来到相同的医院，发现原本已经有的福利不存在了。我们让他们看到希望，但又让他们在一瞬间失去了看到的希望。”

二

喀土穆机场坐落在城市的正中间，站在Afra Mall门口，降落的飞机向北方飞去，机身上的字母清晰可见。喀土穆的外国人数量不多，中国人占据了相当数量，有5千人分散在城市各处。其余的欧美人大多住在机场附近，作为一个深受经济制裁以及局部政局不稳的国家，联合国的各分支机构以及为数众多的NGO林立在城市各个地方。

和非洲的大部分城市一样，一个人均GDP只有2415美元的国家，市中心的房租与GDP不成比例，出于安全考虑，国际机构与NGO员工选择的住处都是围墙高立的独栋小屋。莫瑞思在UNOCHA上班，作为一个实习生，他在苏丹的食宿费用需要自己支付，所以他没有住在大house中，而是选择了一个价格比较亲民的公寓，很多时候我会去他的公寓附近等他，然后一起喝上一杯茶。

喀土穆的二三月相对于之后酷热的半年来说算是很凉快的，尤其是晚上，尼罗河边坐满了喝茶的苏丹人。

有天我正坐在街边读卡尔维诺的寒冬夜旅人打发时间，听到身边走过的苏丹人耳朵挂在电话上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所以我回头看了一眼，是一个身材消瘦戴着一顶毛线帽的年轻人，向不远的地方走去。我低头继续看书。

天气炎热，我穿的是一双皮鞋，索性把鞋脱了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这时听到隔壁茶摊传来一声hello，我抬起头，是刚刚那个年轻人，仿佛在冲我打招呼，我扭头往身边看了看，应该没错，是在叫我。他用英语问好，我用阿拉伯语回复。他叫穆罕默德·阿里，他问我是否住在附近，我说我只是来找朋友的，可下午他和一个法国女孩出去了，据说那个法国女孩明天要回国。他并没有很惊讶，微笑着说：“哦，是么，我也认识一个法国女孩，他的父亲在法国大使馆工作。”好像这法国女孩的父亲还真是在使馆上班，喀土穆这么大点地方，欧洲人这么少，应该会是同一个人：“是啊，应该就是这个女孩子吧。”

“我还知道顶楼带大阳台的那个屋里住了个德国人，据说在UNOCHA上班。”说罢，仍微笑看着我，并没有很兴奋。

“世界挺小啊，我刚说的那个德国人就是他。”

“我认识这里的大部分外国人，我曾经在UNOCHA工作过，我现在做的工作和外国人有一点联系，所以我认识很多外国人呢。对了，你们公司如果需要办公室或住处的话，你也可以联系我，这里很多外国人的住处都是我找的，我和很多外国人打过交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房子我比较清楚。当然我的公司会付我一点费用，虽然不高，但是你知道，在这样一个国家，做这个要比其他工作好很多，可以让我舒舒服服活下去。”说罢他狡黠的眼睛露出一丝笑意。

我侧身道：“那一般你这边提供的房租怎么样呢？”

“我这边的选择范围比较宽，一般一点的3000到5000美金一个月，基本所有的设施都齐全了，但如果你要求更高，我也可以满足。”

后来莫睿思告诉我UNOCHA的办公室房租为一个月两万美金。在喀土穆市区，在这个全世界平均降水量最少的国家的街道上，车身标着巨大蓝色UN标识的越野车呼啸而过，车上装着跋山涉水而来的巨大水喉。OCHA（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难民报告上数字精确到个位，用图表标识着每年不同的月份从南苏丹流入北苏丹境内的难民数量。与此同时，在一条体面公路都没有的达尔富尔，就看不到UN标识的任何车辆了，我在达尔富尔的两次时间里，只有一次在公路上迎面遇到三台世界粮食组织的大卡车，向着南达尔富尔缓慢挪动——这些路面对于这些大车来说就是要命。

“UN，UN他们要飞的，飞进去，不会开车的，他们认为危险。”胖胖的司机指着天边不高处飞过的一架白色小飞机，朴实地微笑着对我说。

“以后一定是简历上的闪光点。”来开会的德国女孩子直勾勾地笑着对莫睿思说，莫睿思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三

“今晚住了一个中国女孩，在香港读博士，来这边玩，做NGO义工的，8百英镑两个星期，在哈纳斯的动物保护组织工作。”

“有时候，感觉在纳米比亚，（他们）保护动物比保护人保护得好。”我的司机Josef苦笑着对我说。“并不是说保护动物不好”，他指着温得和克城外去奥科汉加的路边上杂乱的两平米见方的小木棚子——上面覆盖着破旧的塑料和铁皮——对我说，“这些是北方来的农民，他们没有住宿，也没有收入。欧美来很多年轻人做义工，他们付上万纳币花两个星期去保护动物接近大自然，然后在简历里添上醒目的一笔：在非洲动物保护组织做义工，但是城市外的人怎么活着没有人在意，对于我们来说，保持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