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往海拉尔的6240上

穿过塔尔气前往博克图的路并不是那么顺利，除却密林中时常跳出松鼠、狐狸和鹿引得我驻足不前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被捕了。

是一只小型的捕兽器，大约……比寻常的捕鼠夹大一点，可能是被人用来诱捕野兔的吧。那天我沿林子边缘赶路，不小心被藏在雪里的捕兽器夹住，好在天冷，我的装备够厚，伤情虽无大碍，但在已经落雪的绰尔林区，还是吃了一番苦头。

为此去博克图拍摄兴安岭螺旋展线的计划搁浅，我只好临时改变主意，赶在日落之前搭乘一趟慢车去海拉尔暂行调整。

说来可能是机缘，如果不是那次改变行程，我恐怕再也不会走进那样的秘境了。

我捏着车票寻找我的座位，车厢里的每一个人神情温和，言笑晏晏，向我投来和善但是又严肃的眼神。对面是一个散发着酒气的蓄着长发和胡须的男人，一个鄂温克画家。他带了一个暖壶，见我有水杯，便问：奶茶，喝不？

我拘谨地谢绝，他便不理我，自顾自摆起青白绿三色相间包装的海拉尔啤酒，拿出豁口的陶瓷碗，倒上已经泡好炒米、奶皮和牛肉干的奶茶，哼起了歌儿。

斜对面的人看衣着应当是林区工人，制服洗得发灰，戴着有红色五角星的帽子，热情地朝我们笑了笑，将头朝向窗外，注视着博林线的莽莽林海。

大约看我独自一人，又背着登山包，鄂温克男人问起我出行的目的。我诚实地回答，来走中东铁路。

他很惊讶，思索了一会儿，默默地喝着桌前的啤酒。

他只喝酒，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奶茶用来开胃，但更像是仪式，仿佛要先斟一碗奶茶，才好抱着啤酒敞开喝。

林区工人脱下帽子，将它挂在座位上方的挂钩，仔细地捋平。

他笑着坐了过来，鄂温克男人便将酒递给他。

他是大兴安岭林区一位守林人，常年驻守在牙林线上，在漫长的时间里做着从搬运木材、山中野货到留下来看守林场的事。从东到西，从得耳布尔到莫尔道嘎，辗转满归到牙克石，又或是从伊图里河经过鄂伦春人聚居地，最终抵达加格达奇。几十年的守林生涯，早已与绵延无穷尽的兴安岭山脉融为一体，锻造得他们生猛刚烈，刚下的鸡蛋，直接凿个洞便往嘴里倒了喝，60度的苏联白酒，也就是仰着头一口气干了的事。

“一起进山的人，有的死在火灾里，有的倒在那些突然倒塌的树底下，还有的没能熬过70年代”，他语气低沉，“剩下的真不多啦”。

我听来伤感，不知该如何注视他，只好看向别处。

车厢里的人并不多，阳光透过窗外白桦树的间隙一闪一闪跳跃着，掉色的棕色皮椅在零星的人中显得落寞，想起我未竟的博克图一行。

鄂温克男人原本一直沉默，此时酒兴已酣，喝了酒才开口说话，口音混杂，东北口音中有明显的蒙古人说话方式，尾调有受晋地遗风影响的上扬，还有一丝微弱的湘西黔东的触感。

他握着酒瓶子晃晃悠悠说道：“说到坐火车啊，我倒还真遇到过一件事儿。大概有二十多年了吧。我不记得那次是在云南还是贵州了，记得应该是在红河谷，要么就是澜沧江峡谷，总之山势很险峻，我远远看见一辆绿皮火车，一号车厢都塌了，前面是一排贵州女人穿着侗族服饰吹拉弹唱，但是那辆车呢，有红色的车厢，也有绿色的车厢，交错排列。它穿过峡谷，在高高的桥上走，那桥老高了，就像……果子沟那样。然后火车就开到了农村，在农村的路上走，在一个路口停下了，路口还停着一辆农用车。”

“那后来呢？”有人问到。

“后来好像就穿过了漠河。一个非洲女人，特别胖，二话不说抓住单杠就后空翻，说这里是中国最北的地方，一定会有很多人来看，翻过去就不用买门票。”

这样明显荒诞的故事，我自是极不相信，只当了个天马行空的酒话，哈哈笑过。可是其他人却皆点头称赞，饶有兴趣。

数月跋涉，路上昏沉睡去。滨洲线的列车来往络绎不绝，我从一个个梦境之中醒来又睡去。

梦见我即将搭火车去锡林浩特，到车站时天色尚早，却就在到检票口的当儿时间飞快，我尽力快跑，终于和开车时间相同到达站台，站台上静悄悄的，没有车，也没有一个人。想来我是误车了，心中接受不了这样的事，误车不是在我身上应该出现的事，它大约象征着沮丧和唾手可得的成功扭转为失败。在站台徘徊了半小时，正待离开，远远地开来一辆东风11G，我边跑边问看守车道的老人，是不是去锡林浩特的那趟啊？是东风11G吗？

老人没有回答我。

站台广播响起，告知开往锡林浩特的车晚点。这是一辆双层列车，可是连火车头也是双层的，底座东风11G，上层是东风4D或者韶山9，车体结构裸露，车厢是淡雅的25T，车轮是蒸汽机的车轮，走近是黑色和铁锈色，电弓、漩涡轮呼之欲出，人群沉默，我低头看一堆轨道交通和电气化术语，出现百年之前中东铁路上车站的名字，看见那时的海拉尔火车站，那时还叫海浪站。站台乘务员告诉我，从海浪到海拉尔，已经更新、清除、安排、手动变速了。

内燃机的风笛声一次次将我唤醒，睁眼看见了金色秋天的辽阔千山，雪线点缀在森林上。醒来已过沟口站，而我一直坚持要叫郭力高尔，就像快20年了我也拒绝改变对呼盟的叫法。

郭力高尔是中东铁路上一座百年小站，博林线在此与滨洲线汇合，沿山林北上汇入中东铁路，向着北方无边无际的草原奔去。

过了郭力高尔，下一站就到博克图了。

作为松嫩平原通向兴安岭山脉咽喉要塞的博克图，兴安岭在这里隆起的山脊、复杂的地势造就了42.5‰的中国铁路第一坡。在热火朝天的铁路建设中，俄国人来了，伐木工人来了，倒爷来了，从前只是“有鹿的地方”，仿佛顷刻间便拔地而起了教堂、工厂、俱乐部、机车库、工务段，还有人类工程智慧的杰作螺旋展线。蒸汽朋克哼哧哼哧地从博林线、牙林线、滨洲线，从国度的四面八方来此运输木材、粮食和酒；内燃机冒着烟仿佛一脚油门就能沿着雅鲁河源头而下，直至碾子山旁。

他们用桦皮和木头搭建密不透风的家，用斧头和锯子把冰雪砌成了一个牢固的城邦。建立自治委员会，按照自己的意志选举和投票。但是他们忘记开春之后冰雪会消融，所以他们建立的规则并不比用泥土来得更稳固。火车尚且提过很多次速，时间当然更能毁灭永恒。

过去的树木不让砍了，过去的人们也大多离去了，博克图站被粉刷一新，过去的俄式站房添加了“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在已经落败的镇子里，显得突兀而虚假，而木头搭的仓库和墙皮斑驳脱落的月台却还在告诉人们，它确确实实同那些东北城市一样，都在衰退了。

脚伤在隐隐作疼。入秋过后，北境之地天黑得更早些，到达博克图时天色早已黑透。我借着站台的灯光，想看清楚一点记忆之中它的模样，只能看见它身后的山林在秋风之中摇晃，金色的树叶簌簌扑落，恍惚间以为是回到了横道河子。从博克图上来的人多了一些，车厢在夜晚终于稍显热闹了一些。

一位穿着蒙古袍的老人经过我的身旁时，忽然用奇怪的眼神与我对视了几秒钟。其实在旅途当中，早已熟稔类似的眼神，每到那些冷清的小镇乡村，我总是像一个闯入者，闯入他们欢笑的聚餐、懒洋洋的下午、当地人扎堆的酒馆，闯入他们建造的一个个凝固的空间，打破缓慢流动的平衡，带着浓妆艳抹式的不自然。在他们自家经营的小饭馆里，一家六口热闹地摆起了火锅宴，我在他们身后独自吃着米饭，仿佛只有我快快离开，那晚宴才会一直流动，一直沸腾下去。

但是眼前这位老人看了我之后，在她的座位上放下包裹之后，来到我身边很有礼貌地询问我的旁边有没有人，能不能坐在我这里。

鄂温克男人继续和我们说着似是而非的话，她在我们身边静静地听着，微微点头应和。她看向我，轻轻地问我，孩子，你是不是有伤在身啊？

我惊讶地往后退，她说，别紧张，我只是感觉到了你可能身上有一点点伤。

她拨弄着手上的佛珠，告诉我，她是博额（蒙语Boo，意为萨满）。

原来如此。我问她要去哪里，她回答：

“我去纳文慕仁。”

想来是数十年对于博额而言可能是倏忽一瞬，所以那些人为的行政区划、变革，都不在他们的身上起作用。只是过去的纳文慕仁那么大，她说的又是哪里呢。

博额看了我的脚伤，我担心会留疤，她轻轻地按着我的手安慰我说不要紧，在你的身上曾经应该也有过比较大面积的烫伤或烧伤，但是你痊愈后一点也没有疤痕，这次也不会有事的，放心。

我右边的胳膊，确实在五岁那年被开水烫过，事后的确是恢复得很好，没有一点疤痕。

蒙古人信奉神灵，无不对萨满毕恭毕敬。

看见她带着鼓包，我真想请求她为我敲萨满鼓。从前每每听到萨满鼓声响起，心内都会在一瞬间集中许多情绪，先前错乱的情绪急于喷薄而出，于是心中的郁结随着鼓点和衣服上金属物撞击声舒缓下来。大脑会出现一些意象，有时是一个步伐有力量的在山中走路的人，有时是一只注视山下黄昏的驯鹿，有时是自己在天空中飞过冰色克鲁伦河，眼前是一支战队，我穿着战服，注视着他们。

和博额聊了几句话，她便看出我的困扰，说，求神之事，在于心内。我看得到你在一条偏僻的路上走，就像铁路在某一处有了分岔，你很明确你要去的方向，只是你的心内力量还不够，你受困于你力量的薄弱，所以萨满鼓会为你注入坚定力量，你如今只需照着现在的路继续走就好了，神会庇佑你的。

说完，她看向喝着酒的鄂温克男人，用威严的声音说：

“森林之子是要回到森林里去的。”

画家点头，说，是。

过乌奴耳，跨越免渡河，大兴安岭便将渐渐远去，进入呼盟草原。呼伦贝尔真美丽，山与舞蹈各自沉默又遥相呼应，一声Hatiryaa（布里亚特经典民歌《吆呼尔》中的歌词，意为舞起来吧），如一声神启,点燃星光月光鸟鸣松啼：

鸟儿愉快地在松鼠顶上盘旋

太阳升起的方向

有我们的家乡

围成一圈跳起来吧

漂亮的头饰晃起来

舞起来吧/舞起来吧

画家唱起了鄂温克民歌《家乡的百灵》，缓慢悠扬的曲子在车厢里传出来，透过微开的窗户，飘散在了外面的半山森林半草原。

博额不再说话，微微闭上眼睛，粗重地喘气，持续咳嗽。大家也渐渐有了困意，便陆续睡去。睡梦里听见远远的画家吟唱的声音，像夜晚在森林里喝完酒听到的呓语。

醒来时，博额已不在我的身边，她的座位也空了。

我看了看时间，车已过扎兰屯。

原来那位蒙古博额要去的纳文慕仁，是扎兰屯。

夜晚翻越过扎罗木得、扎泥河这些故去的百年车站，再经过空气里都是酒味儿的鄂温克旗，海拉尔便要到了。Hailar，Hailar，它的名字念起来就像卷起的一叠海浪，蓄着长发和胡须的鄂温克画家收起他的暖壶，酒早已喝完。

可是没有人对这一切感到奇怪，从一上车开始。

鄂温克男人拿出的青白绿三色相间包装的海拉尔啤酒，是八九十年代的样式。

林区工人的帽子还是六七十年代革命运动留下的产物。

博克图车站为何还悬挂革命年代标语。

萨满要去的纳文慕仁，早已是历史名词。历经数次辗转，如今这片土地都回到了呼伦贝尔。

没有人低头玩手机，他们大多在安静地看报纸。他们的衣着款式陈久，聊天的内容一不小心就是动辄数十年前的人事。

我总是怀疑那天我进入了一节分隔世界的车厢。

在很久以后，有一次我查询去西岭口的票时无意发现，6240次列车并不经过扎兰屯。

我和鄂温克猎民打听过很久，也没有人听说过那位画家的名字。

我不得不怀疑眼前这一切，甚至努力回想他们的手上拿的是不是硬板车票，可是他们也确实与我聊起过博克图的兴衰，怀念过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部从前背着枪骑着马在满归大街上喝完酒摇摇晃晃溜达的岁月。即便我坐过一些去往遥远地方的绿皮火车，也从未见过那样的光景。他们仿佛是远道而来的人，搭上了一趟前往午夜的绿皮慢车，而我如从前许多次的旅行一样，又当了一次闯入者。所以他们用异样的眼神看向我，不一定是因为我背负着装备，也许是因为我不小心掉进了精灵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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