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卜,昔日
我的手里攒着一小包瓜子,瓜子的包装上印着中文字:腊戍、日本美女、金葵花籽。这是彬乌伦老站长临别送我的礼物。从彬乌伦到昔卜,我就像乘着一匹伪装成火车的野马,它撅着倔屁股,有点儿兴奋,疯疯癫癫地穿过缅中大地。我与夕阳一起抵达昔卜火车站,被一辆接客的双条车顺手捡了去。将来几天,住在一座崭新的庭院,打开窗子,可以望见老屋旧巷,合上窗子,干净砖地,干净床褥。真想给老站长拍一封电报:爷爷,我到啦,火车按着你画的路线,一点没跑偏!
收拾妥当,趿着拖鞋,借着傍晚的风,出门溜达。刚下过雨,路面坑洼积水的地方,花背蟾蜍懒洋洋地蹦跶。不多的几间杂货铺快要打烊,这里的夜幕就像卷帘门,人们迫不及待要将它拉下来,好心安理得地歇工休息。我漫不经心地走着,对面过来一位大叔,胡子拉碴,皮肤黝黑,像个皮匠,张口却是一副巧言善辩的模样。他说他从西藏来,在尼泊尔待过,现在在缅甸。他问我:有宗教信仰不?我答:还没有。他说:You're a real man! 说着,便乐呵呵地从我身边走过去。
经过一条泥泞的土路小巷,转角有一座红砖建筑,院门敞开着,一位老人坐在黑洞洞的大屋子里,屋中墙面挂着许多照片,一幅中国字十分惹眼。老先生穿着白色汗衫、土黄格子笼基,也正在向我张望。我便迎上那目光,往前探,说了两句中文。老先生喜出望外,从一旁拾起拐杖,打开灯。灯光照亮他的眼睛,大概是迎风落泪的眼,总是噙着泪水。那些用相框装裱起来的照片有些发黄,与满屋子的老家具相得益彰。先生请我在书桌前落座,书桌的玻璃台板下面铺着旧报纸,昔日新闻还在房间里回荡。
在茵莱湖、彬乌伦,我常与华侨们聊天,他们来自湖北天门,云南腾冲、峨山,福建厦门,或者广东。五零一代多在缅甸出生,父辈有打仗时逃难来的,有加入国民党军队的。他们从事玉石生意,开金行、旅馆、餐馆,行医,或者做小买卖养家糊口。这些人的子女多在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工作生活,或者远在新加坡、台湾等地。我眼前这位杨老先生的父亲,满清时期一路南下,最后在缅甸安家落户。杨老先生87岁,五个子女全部仰光大学毕业。早先,家里做茶生意,临走时给我拿了一大包上缅甸茶叶。
怀揣茶叶往回走,只觉得天黑得太快,怕一觉醒来,这半个时辰建立的情谊,要被转日的各种新鲜事物淹没。前方院门前一树小叶龙船花正开得茂盛,被雨水洗过的红,在夜色里不示弱。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儿还没有收摊,脑袋上戴了白色茉莉花环,双颊与脑门上抹着黄香楝粉制成的特纳卡,她远远地看着我,腼腆地笑。我走到她的货摊前,挑了一盒特纳卡,打开盒盖,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
清晨醒来时,一缕阳光正好照在我的旧背包上。窗外巷弄里有了脚步声,鸟也叫得欢快。我推开窗子,见远处一行僧尼正在路边接受布施,笠帽,粉色僧衣,居中一位较年长的僧尼手持一束粉色小花。我迅速穿戴好,寻着她们的身影跟过去。大概是我满脸特纳卡的样子有些搞怪,小僧尼见了我,忍不住笑。我默默跟随她们经过不同的布施人群,直至回了僧院。
这是一座僧尼佛教学校,正值假期。小僧尼们回到住处,放下布袋,便四散开。有些聚集到水井旁,将僧衣如浴袍般包住身子,排队盥洗,有些蹲在小小的塑料盆边洗衣服。在厨房生火做饭的僧尼,也不过十来岁的样子。有些进入佛堂,开始打坐诵经,因为我在一边悄悄观察,有几个小尼也偷偷睁开眼观察我。到底是小孩,有些刚刚换门牙,玩耍的孩子当中,有一个还提着芭比娃娃。在宿舍前厅读书写字的小僧尼,从布袋里掏出一只小芒果给我,这是早晨化缘得来的。发髻上箍了一圈茉莉花的中年女人是老师,她组织小僧尼们列队,为我表演了四首英文歌。树荫底下,孩子们边唱边跳。面对如此盛情,我竟不知如何是好。
佛教学校的对面是基督教会学校,教友都是华侨。传导欧老师邀请我观摩他们的礼拜活动,财政员在公布当月收支前专门向大家介绍了我,我感到荣幸,并窘迫。大家依序排练了不久将要汇演的节目,我跟在队伍里,唱团结友爱与赞美主的歌。穆斯林家庭学校与佛教学校、基督教会学校紧挨着。清真寺的孩子们正在上暑期补习课,我生怕自己探头探脑的样子扰乱了课堂秩序,便匆匆退了出来。
午后,下起大雨。杨老先生托侄子来客栈找我,要跟我聊聊昔卜华侨的历史。我冒雨前往,他已经画好一张草图,上面标注了昔卜亲朋的住址。屋外雷电交加,屋内突然断电,光线昏暗,有些字写叠在了一起,那是他十岁时在育文学校做七七事变爱国演讲时知道的侨胞的名字。少年时代的事情,他记得很清楚呢。书桌上,老算盘被修补过,杨老先生和他父亲都为华人组织义务做财政。他的女儿,杨阿姨,拿出家庭相册,几十年的家庭历史在上面凝固。有一张,三十几岁的杨先生坐在汽车里,戴着墨镜,风华正茂,那时他还没有出车祸;有两张周恩来访问缅甸时的照片,是杨老先生的朋友拍的;泛黄的那张,上面的朋友都已相继过世。
雨越下越大,屋里越来越黑。老爷子给我唱了一曲《松花江上》,因为中气不足,歌词“流浪流浪”“爹娘爹娘”被用力推送出来,加上雷电与滂沱雨声,分外催湿了我的眼睛。我一路收割人们的故事,却不能将这些故事妥当安放,时常将一段段的人生遗落在地里,最后,它们与地融为一体,我更加捡拾不回来。
昔卜偏偏又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容纳一切,甚至将我也吸收进来,仿佛我不在异乡,只是时间流转,回到从前。从前,菜市场的米店旁边,有一家理发店,店里张贴了许多油头青年的艺术照,剪发的大哥黑粗的胳膊上有大幅的纹身;从前,小镇上没有电影院,只有一个录像厅,录像厅里装了空调、沙发椅、时髦的液晶电视,看一场电影需要1600基亚,比租碟贵八倍;从前,巷口有个简陋的亭子间,只卖槟榔和烟叶,被一棵高大的缅茄树覆盖着,一伙老男人成天在那里聚会;从前,村口路边有一家杂货铺,戴着镀金耳环的小女孩儿才四五岁,每次拿可乐给我时都有些舍不得;从前,小伙子们爱骑摩托车去铁道边猜火车,或者用啤酒瓶盖、贝壳、木板雕成的十字棋盘,玩一种神秘的游戏;从前,放学路上,最爱吃一种裹着薄薄面粉的油炸蔬菜,吃完就顺道将牛赶回家;从前,家附近有个旧书摊,那里常年挂着昂山将军和昂山素季的画像,卖书的姐姐喜欢围酒红色的头巾,头巾的边缘镶着鲜红的亮片。
我常常想起昔卜,就像想起昔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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