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a Guler的伊斯坦布尔：我们不是昆虫

Ara Guler是土耳其最有名的摄影师。早年间经布列松推荐，成为玛格南图片社的专职摄影，也给生活杂志等供片。现在80多岁，依然住在伊斯坦布尔，依然对生活有很多意见，依然时常破口大骂政治家，依然拍黑白片。

帕慕克的书，Guler的照片，构成我对伊斯坦布尔全部的想象。没有焦点，烟雾笼罩，帝国的余晖和现实的绝望杂糅。骄傲混着自卑，群体的忧伤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雾气一样，散不开，躲不过，只能接受和承担。

买了本guler的画册，在宾馆里面翻。碰巧书末在地图上列出了所有他拍片的地方。虽然那是50年代的事情，现在依然足以为据。我照葫芦画瓢，去Balat街区逛逛。

这是一个讲不清历史的地方，和伊斯坦布尔一样。居民最初是基督教，然后是穆斯林，再后是犹太人的聚居区，现在是贫民窟和吉普赛人。房子却还是老样，坍塌的地方用简单的架子支撑，雕梁画栋的残迹上有涂鸦，而新刷的墙上也有细心描上去的枝蔓和花朵。小孩在街上踢球，身着长袍的女人坐在门边聊天，男人在破落的小咖啡馆里面打牌——像麻将一样的棋，上下两排，四人一桌。

我每每举起相机，被对方发现，都收获一个很善意的笑容。拍我吧，在街角坐着抽烟的男人说。拍我吧，骑自行车的小孩说，还表演车技，停停走走，表示自己确实值得一张照片。

这是一个很紧密的小街区，我和两个美国女孩站在街口，基本上大家就都发现了。我很庆幸他们跟我一起来。等夕阳散去，在窄巷和断壁里面穿，在所有人目光里面走，在一个城市边缘，污水垃圾混杂着长笛声的地方，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还不停用镜头侵扰人家的生活。老实说，一个人我肯定会害怕。

晚上和土耳其朋友说起来，她很惊讶。所有在土耳其学摄影的学生都回去Balat，但是当地人经常冲突。“我们不是昆虫，让你们看动物一样跑来拍，然后拿去展览，”据说有当地人对摄影者大喊。

说得很对啊。这是拍摄的困境。想拍真实的生活，但是是否征得对方同意？

拍摄街上的人，大约很多旅行者都会做。我在波士顿的地铁里面拍一个女孩看书，她自己没有发现，站在我身后的女子反而呵斥我，问这样随便拍来拍去，得到对方同意了吗。有时候换个角度想想，如果我是一个不知情的拍摄对象，会如何反应。没有发言权，因为不知道那被捕捉的自己的状态，是因为落寞，因为欢乐，还是因为奇特，是否愿意被定格。只一次，万圣节在美国街头，我带着金色假发穿着奇怪的裙子，站在路边，突然觉得异样，侧头一看是一个大大的镜头，摄像师冲我一乐，我也一乐。

Guler的照片大多不需要拍摄对象同意，他镜头里的城市就是芜杂、混乱和迷离的，普通的人，寻常的街景。他自称为摄影历史学家，布列松将其推荐给玛格南的时候正是50年代土耳其社会剧烈动荡与寻觅的时候。他用诚实和热爱，用敬仰和冷静，刻画了伊斯坦布尔的面孔和血脉。

他在繁华的城中开了一个咖啡馆，以自己名字命名，楼上是他从小长大的旧居，墙上都是他拍的大幅照片。在黑白颗粒重构的伊斯坦布尔的忧伤底下，男男女女喝着咖啡，谈情说爱。一个穿绿色T-shirt的人走过去，朋友说是土耳其最有名的演员。街边的小桌子上，放着两杯剔透的红茶，一个男子轻轻握住对面女孩的手。

他现在停留在咖啡馆和老家里，哪儿也不去。等着世界各地的仰慕者、同行和陌生人来到他的空间里。去坐坐，有可能你会碰到Ara，那个80多岁，秃顶大胡子的老者，在下午的阳光里眯着眼睛，看时光流过他挚爱一生的城市。